九九译
翻译官古已有之
中国自古以来地域广袤、民族众多、政权复杂，同时，与邦国外交沟通也是源远流长，翻译官自然是古已有之。
追溯起来，首先从“译”这个字入手。《礼记》对于“译”有如是记载：“五方之民，言语不通，嗜欲不同。达其志，通其欲，东方曰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”。
历朝历代都有翻译官
“译”在周朝时，原本就是指翻译北方语言的翻译官，相应的，翻译西方语言的翻译官则是狄鞮，东方是寄，南方是象，南北朝时期的沈约在《均圣论》中也有相关记载：“周室受命，经典备存，象寄狄鞮，随方受职”。
周以后，历朝历代都有翻译官，通常从属于外交机构之下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有载，秦时掌管外交事宜的官职称典客，汉景帝时更名作大行令，武帝时又更名作大鸿胪，译官就是其属官。典客，秦官，掌诸归义蛮夷，有丞。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，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。属官有行人、译官、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。大行令（大鸿胪）在汉时是三公九卿的九卿之一，地位很高。
后世相似官职是鸿胪寺卿，译官则是鸿胪寺卿的属官，唐时中书省也有部分直属译官，类似今天外交部翻译人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属翻译的区别。
到了明朝，有些许改变，明成祖在北京设四夷馆，隶属于翰林院，《明史》对此有载：凡审言事，译文字，送迎馆伴，考稽四夷馆译字生、通事之能否，而禁饬其交通漏泄。
清初有一种官员叫启心郎，三品。《啸亭杂录》卷 2 记其执掌，提到清朝初年满汉大臣语言不通，启心郎从中翻译，庶几能通。顺治、康熙之际，由于满汉语言问题不再严重，启心郎一官就被裁去了。
关于翻译笔帖式
满人入仕，多由一种叫笔帖式的官员起家。该官类似文书抄手、行政助理之类。
笔帖式中间有一类称为翻译笔帖式，就是专门负责翻译满汉文字的。此外还有翻译进士、翻译庶吉士，与汉人的翰林官地位相当，是很重要的起家官（首次授职的职位）。
清代翰林院官员，必须学习满汉文字翻译。皇帝还经常加以查考（教习庶常、考试翰詹等）。翰林院的日常职能之一，就是把朝廷一些文书译成满文/汉文。再简单说说培养制度。
清代科举，乡试、乡试复试、会试、殿试、朝考基本不涉及满文，只有汉文（这可能是导致满人翰林官一般由翻译庶吉士出身的重要原因）。但是一旦一个士子通过殿试后的朝考，进入“庶常馆”学习（称为“庶吉士”），就不一样了。庶常馆学习时，会有全面的满文教学。在嘉庆以前，应该说这种教学还是比较有效的，皇帝也很看重。
民间招募翻译官
与远方的国家（欧洲，阿拉伯，印度，东南亚）交流的翻译官，主要是由民间招募的。主要来源是国际贸易商人，教徒和传教士。
最著名的几位翻译都是来自郑和舰队：
马欢
郑和舰队中的翻译，他的职务是通事（口语翻译）和教谕（书面翻译）。因为他是穆斯林，所以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。他把下西洋的事迹写成一本书《瀛涯胜览》。为了纪念马欢，南沙群岛中有一岛名为马欢岛。
费信
淅江人，自学阿拉伯语，并且代兄从军，在第三次远航选中的。他著有《星槎胜览》
费信著《星槎胜览》、马欢著《瀛涯胜览》和巩珍著《西洋番国志》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资料，他们都先后随郑和访问西洋各国。
至于在东非及印度，因为阿拉伯商人都在这一些地区经商,应是以阿拉伯语为中介。
不少官员也通过传教士学习外语，但多是个人行为。最著名就是明朝传教利玛窦士和徐光启（时任翰林院官员）翻译的《几何原本》。
清朝前期，英文，拉丁文都请传教士帮忙的，比如俄罗斯的中俄尼布楚条约，采用拉丁文作为谈判语言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推荐张诚、徐日升二人来京任职。
张诚是法国人，徐日升则是葡萄牙传教士。1689 年，康熙皇帝派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、佟国纲任钦差大臣，率领使团前往尼布楚，与沙俄谈判。在中俄商定谈判阶段，南怀仁就和沙俄秘密通信，他建议俄方使用拉丁语作为谈判语言。因为中国无一人能通拉丁语，康熙只好命徐日升和张诚两人担任翻译。
历史上多才的大臣们
除此之外，一些博学多才的大臣偶尔也客串下翻译官，譬如和珅，精通多门语言（汉、蒙、藏、满等），西藏班禅和英国使臣乔治·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时都是由他做的外交官。事实上，翻译官很多时候是不够用的，在与一些遥远国家的外交沟通中很多时候依靠的是民间人士，甚至有部分时候是一些语言天才现学现卖充当翻译的。
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起到最主要贡献的翻译乔治.托马斯.斯当东就是在航行途中现学的中文。当然，他虽是语言天才，但毕竟生疏，所以英国这次出使存在巨大的语言障碍。另，古代科举考试中是有翻译的，宋朝生员考试中就有女真文、契丹文、西夏文的考试内容；汉朝的学子八岁入学起就要学习五方之言，比今天很多地区的学校开设英语课都要早。
乾隆第一宠臣和珅，就是一名多才多艺的翻译官。
历史总会和人们开玩笑，两千年后，当北方女真入主中原后，被人们忘却两千余年的西方又重新回到中国人的视野中，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人，清代黄遵宪做出如下感慨：“惜哉国学舍，未及设狄鞮”。
